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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種蘋果樹 --- 潘冬松醫生

期數: 
2014年11月號
醫生: 
結直腸外科副教授潘冬松醫生

撰文:陳秀清

 

Even if I knew that tomorrow the world would go to pieces, I would still plant my apple tree.’
就算我知道世界明天便會終結,我還是會栽種我的蘋果樹。

Martin Luther King
馬丁‧路德‧金

 

由1到0,從有歸於無,就此一瞬。

「不好意思,沒得醫了,你回去等時間吧……」醫生宣判一刻,再璀璨的一生,瞬間煙消雲散。如果說,人人有天都要踏上這一步,難道這就是生命終結前的唯一結局?

「其實到了這個階段,你要做的可能是跟病人解釋多些,溝通多些,讓他知道你有用心為他設想過。」結直腸外科副教授潘冬松說,希望與絕望,一線之隔,有時分別只在於你如何表達。

「你可以說:多數機會是時間未必很多,亦有情況是雖然已沒有甚麼特別的治療方法,但如果你能保持樂觀心情,對控制腫瘤會很有幫助,亦可以有更好的結果、更長的時間,和舒服點的最後一程……」

「我的經驗是,這樣說,病人走出診所,感覺可能便會截然不同……」

情況就好比,在荒涼的生命中,試著開墾綠洲,栽種一株蘋果樹,承載希望。

「總好過你就此坐下來,然後說:『不好意思,我們幫不到你……』」

 

溝通是種態度

不關乎學科的專門知識 ─ 手術技巧有多卓越?罕有病又該如何治療?潘醫生說,溝通,其實是種態度,一種永遠站在病人角度看事情的態度。

「很簡單,好像面對一個腸癌病人,我們看病可以兩三分鐘便看完,說:『你有腸癌,你無擴散,你可以做手術。』就講完了!其實要決定的就是這些。但你知道作為癌症病人,他是很希望醫生可以跟他解釋多些,例如手術有沒有風險?不做手術又會如何?」

十多年來,他見過少數醫生,或許工作忙,也可能因為個人理由,不知何解,就是無法用好態度對待病人。「公立醫院小部分醫生有一種想法:政府出糧給我來看你,你別無選擇,我的責任也不是來取悅你,總之我做好我的工作,便算履行我的職責,我不需要刻意調節我的心態和態度。」

也有一些醫生,想法有自己一套,對基本的儀容,亦從未上心。「他們覺得,政府請我,你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來看我,我的責任是醫好你,我穿甚麼上班有何關係?我穿T裇,或我穿得隨便,不代表我能力差……」

「這的確是事實,你不可以說他們錯。」潘醫生說。問題是:「當易地而處,當你自己去看醫生,你希望那個醫生是怎樣的儀容?能如何給你信心?如果醫生又粗魯,又衣履不整,你也會覺得擔心吧!那你就知道自己作為醫生,其實應該是怎樣的了。」

「我經常向醫學生說,如果眼前的病人是你家人,你會用一種怎樣的態度對待他?你會否想別人這樣對待他?如果你能夠盡量從病人的角度去想,你就會覺得你做多些,雖然未必能改變整件事,例如病人不會因此長命了,病情也不會突然就有起色,但這卻是應該做的。」

 

別讓自己後悔

97年入職,投身公營醫療17年,潘醫生覺得行醫最重要的,是「書本教不了,但重要性卻凌駕所有學問」的正確態度和道德。「一個醫生未必很厲害。如你不厲害但遇到很棘手的病,你可以找人幫忙。不論政府、私家(醫生),也一定有人能幫你,反而如果沒有道德水平,例如不考慮自己的能力而勉強做,或因為很忙,想加快進度,該做的事卻不做,或為了收入,不該做的事卻做了,這些都是很嚴重的。」

「盡力做總好過後悔。」他說外科醫生經常要做有關手術的重要決定,做了決定後多數不能改變,這種外科思維引導他行動前必先考慮周詳,平衡利害,永遠不給自己任何後悔理由。「我常跟學生說,醫生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工作,你的決定很少會受人挑戰,所以很多時候難免會擔心自己的決定是對是錯。但我們要常想的是,做每個決定,對病人有甚麼好處,甚麼風險,然後平衡一下,不同醫生可能得出不同決定,但當每一次也平衡過利弊,便很少會錯得很離譜。出大錯多數是事前沒有仔細考慮過……」

「當然我們也會見到不理想的例子。但你要明白,我們不是萬能,不是每次也能扭轉整個局面,只要你知道自己大部分情況對病人做了正確決定並已盡力,很少會之後要如何內疚或後悔。」煽情電視劇中醫生為病人呼天搶地或自責的場面,至少在他身上,並不是現實寫照。


錯誤資訊惡化病情

最近一次令他心情久難平復的,是兩年前一宗腸癌個案。一名40出頭的年輕患者,在香港完成第一次手術後發現有擴散性腸癌,香港醫生建議他做化療,但他並沒接受,反而去了國內接受另類治療 ─ 將一些藥物注往肚裡,結果是:併發症令腸道黏連阻塞,需在當地接受急症手術。術後他肚皮被開了兩個造口,無法進食,於是急急回港求診。「當時我打電話到內地找他的主診醫生,詢問情況,對方說其實自己也不知道病人是甚麼情況,總之見到脹了的腸便拿出來釘在肚裡鬆一鬆氣。聽到這些,你便會覺得難受,痛心病人那麼年輕,卻相信了一些不正確資訊。」結果患者住院近一年,長時間不能進食。潘醫生用了整年時間為他治療,包括化療和幫他做了兩次手術,從沒放棄過。最後患者終能進食並出院,雖然現在仍未能上班,但可回家跟家人一起生活,仍然健康。

「偶爾看到一些病人因為相信一些錯誤訊息,而接受了不適當的治療或失去正確治療的機會,這是令我感到最難過的。」


難捨醫科學生

同樣令他無法放下的,還有一群由他引領,一起導修,一起巡房的醫科學生。明年1月,潘醫生將離開工作17年的瑪麗醫院,私人執業。「如你問我最捨不得甚麼?除了病人,我會說,還有我的醫科學生。我很喜歡教書,很享受跟學生溝通。」

雖然離開公營醫療,他可能還會義務回瑪麗教書,「但這種教法就不同了,是講完課便走,只將知識在課堂上傳授,沒有了跟他們一起巡房那種接觸機會,變相少了機會影響學生。」

知識的傳授,不是他最在乎的,因為現時學生能得到知識的機會多的是。「即使是很罕有的病,你上網搜尋其實已能找到很多資料,甚至那些資訊比我知道的還豐富。」反而醫生的操守和德行,醫學院卻較少人提及。「這些都很虛無,很難用一堂課來教,變了你唯一可影響學生的是:跟他們一起,讓他們觀察你如何做,讓他們感受到你這樣做,對病人是好的,他們是認同的,便自然會受你影響,這亦是我以前的經驗。」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如何影響學生將來做個好的、盡責的醫生,我最捨不得的是,以後再沒有這個機會去影響他們。」


唯有改變醫生心態

如人飲水,公立醫院的制肘,他並非不理解。「醫管局很忙,門診部也很忙。大家在這個崗位做了那麼久,我亦明白,當你有很多病人在等,你會覺得未必可以負擔到這樣的溝通方法。」跟病人耐心解釋病情,詳盡解答治療疑問,彷彿成了有心人永恆追逐卻無法落實的空想。

「客觀環境限制了我們,這個我不知道可如何改變。我想,唯一可改變的,是醫生的心態。」

「醫生應該多從病人的角度去想。這是我經常提醒學生的,我不知道他們最終會否記得。但偶爾有醫科生畢業後回瑪麗工作,一起巡房時,我會說:『你這樣做很不錯呀!』他們會答:『是呀!我記得你曾說過的話。』這樣我就會覺得很開心,很有滿足感,因為我真的給了他們好的影響。」


最辛苦與最享受

選擇外科前,潘醫生曾在澳洲及香港,分別從事內科、深切治療部及麻醉科的工作,至今回想,他認為不無好處。「外科醫生受訓時一定會喊辛苦,看到內科醫生巡完房便能下班,麻醉科醫生多數在手術期間只輕鬆地在旁監察病人狀況,便會覺得非常羨慕。但當你每一科也做過,你就會知道其實放你在那個位置,你未必享受。每一科都有重要性,但適合不同人的個性、抱負……」

「外科醫生,一定是享受Action那刻,喜歡用行動解決問題。所以做外科雖然辛苦,但我亦不會投訴。如你說:明天調你做內科好不好?我會說:不好!我便很全心知道我要走的是外科醫生這條路,就算讓我重新選擇,其實應該也是會走這條路。


 

    * 辦公室內放滿病人送贈的心意卡,表達由衷致謝,潘醫生珍之重之。「這是最近兩三年病人送的感謝卡,以前年輕時也收很多,又不會覺得特別珍惜,現在的想法卻不一樣。傳媒的報導,可令你成為名醫,但病人的評價,才决定你是否一個好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