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天堂 --- 潘冬平教授

撰文：陳秀清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樹林中有兩條岔路 而我，選擇較少人走的那條選擇較少人走的那條

“The Road Not Taken”  Robert Frost
《未選擇的路》 羅伯‧佛洛斯特

關於選擇。

兩條岔路，一條安分守己，單純專注於自己擅長的外科，每次切割，便是經驗累積，慢慢刀法純熟，精準拿捏，絲毫不差；另一條好事多磨，涉足最辛苦且經濟效益低的肝膽胰外科，改進肝癌手術的同時，還額外騰出時間作肝癌基礎醫學研究，但無助升職。為幫助更多肝癌病人，僅餘精力都花在自己創辦的非牟利組織，困身且成效非朝夕可期……

執意選擇後者的香港大學肝膽胰外科主任潘冬平教授直言：「我想……有些人甚至認為我們這類人簡直是笨瘋了！外科醫生怎會走去做內科的基礎醫學研究？怎會花時間分析肝癌的生理特性？」

 

 

 

 

 

肝癌細胞供血的啟示

他是第一位闡明VEGF(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對肝癌作用的學者，為研發抑制VEGF腫瘤分子標靶藥物奠下重要根基。「當時哈佛醫學院的Judah Folkman教授首次提出癌細胞生長需要血管供給營養。我知道肝癌細胞本身連接不少血管，從影像中亦看到肝腫瘤的供血遠多於肝臟其他部分，覺得Judah Folkman的理論跟肝癌應有密切關係，便以此為題撰寫博士論文。」

對已有外科博士學位的他，攻讀基礎醫學博士學位，鑽研癌細胞生物機制既與本業無關，更無助升職。「我喜歡研究，也覺得很有挑戰性，也就想不如實際點讀個博士吧！最後發現能抑制VEGF，便能抑制肝癌生長。當時也不知道研究結果有何啟示，直至完成學位後，聽到標靶藥Sorafenib用於肝癌研究時也是針對VEGF，就很開心。雖然藥物始終是由藥廠研發，但起碼他們針對的目標跟我的研究方向一致，甚至藥廠的文件也有引用我的研究數據，臨床試驗亦證明藥物能延長病人壽命，給我很大滿足感。」

 

要麼不做要麼做最難

皇仁尖子，醉心天文學，數學成績出眾，潘教授偏不懂計算。手術時間動輒長達10多小時，體力、技術要求極高，肝膽胰外科當初竟成他首選。「我覺得一是不做，要做便該做最難，算是對自己有交代。當然肝膽胰外科的經濟效益一定不高，手術一做就是10多小時，一天做不了多少個，也不能因為手術時間長，收費就變雙倍。如果一個醫生想有好生活，肝膽胰外科不是首選，但論挑戰性和滿足感，它卻是最佳選擇。」

2011年創辦的「香港肝癌基金會」，同樣是遠離本行，對提升外科地位或個人學術成就的作用似有實無，以利益的公式盤算，又是連串赤字。「作為一個醫生，一生能醫到多少個病人？就算是肝癌權威、專家，一天又可做到多少個手術？其實真能幫到的人很少。如果真想幫助病人，就要發明一些東西，令全世界其他人也能應用，那就是為何我喜歡做研究，而基金會作為一個平台，也能幫助到更多香港肝癌病人。」

他慨歎，肝癌患者普遍面對遲診斷、對肝癌缺乏認知、治療成本高昂的難題。「我們診斷到的乙肝肝癌個案中，有2/3早知道有乙肝但從沒接受檢查，發現時已是晚期，存活率平均少於一年。肝癌治療又較一般癌症複雜，切除、消融、經動脈治療、電療、移植等，很多病人對這些方案都茫無頭緒。他們需要的三種藥物 ─ 乙肝藥、標靶藥及營養補充劑，價錢亦絕不便宜。透過基金會這個平台，我希望呼籲多些市民定期檢查、提升他們對乙肝肝癌的認知，及尋求與藥廠或其他機構的合作可能，期望在治療費用的減免上能真正幫到有需要的病人。」

 

辛苦是意料中事

早早放下醉心的天文學，心思全盤被工作、研究、基金會佔據，辛苦是意料中事。「以前醫科實習時也曾一個月連續當值15晚，有次在地鐵裡連站著也能睡，過了站也還不知道。我覺得醫生都很懂得在空檔時間休息，所以體力上的辛苦從來不是我的考慮。只要精神上有支持，覺得滿足的話，一切就很容易應付過去。」

一同出身的同班同學，九成已脫離公營醫療體系，私人執業去了。每次聚會，大家總難免一問：「潘Sir，何時到你出來私人執業？」忠於自己選擇，對前路去向了然於心，他總會笑著回答：「我暫時仍享受這裡的工作。在香港最糟的是：一脫離公營醫療便沒機會再做研究。直到有一天研究已做無可做了，才出去(私人執業)吧！」

留守崗位，哪怕肝癌最終仍無法根治，有生之年，他仍希望見證肝癌治療的進程。「現時常用的肝癌分期，也就是決定哪個階段要做手術，哪個階段適合消融、移植，標準是來自西斑牙的巴塞隆拿，但這個標準定得相當保守。很多適合做手術的肝癌病人，在這個標準下便變成不適合做手術了。全球肝癌個案八成在亞洲，其中中國更佔一半以上，這是個亞洲國家的病，為何治療方向卻由西方國家 ─ 西斑牙主導？病例在此，但治療意見的主導卻遠在西方，這是我一直也不能接受的事情。」

 

心繫肝癌患者生死

最近刊登一篇由他撰寫有關香港肝癌分期的論文，內裡分析了數千病例，證明如採用他們的分期標準，病人存活率將高於使用西斑牙那套。意圖推翻「原判」，非為對立而對立，而是希望逐步將亞洲或中國的肝癌治療主導地位提升，以免受制於不合理的標準框架，影響治療，說到底，始終心繫肝癌病人生死。

「人命是世界上最寶貴的，錢也不及人命可貴。我的目標不只是完成手術，然後轉介給腫瘤科醫生跟進便算，而是真想醫好病人，希望他們5年，甚至10年後仍然生存。我想，餘下的時間我會繼續研究，在自己事業完結時希望能看到肝癌治療像現在的乳癌一樣，做完手術，八成病人10年後仍然生存。我真的不敢奢望二、三十年內能根治肝癌，只要能做到八成病人存活，便已心滿意足。」

 

後記：

關於選擇，還有兩個未知的結局：

「三年前，一個實習醫科生來找我，說自己在課堂時還好，但一實習便不懂如何面對病人，問我他應否轉做科研，我給了些意見，但知道他最終仍是轉科不成，因為父母極力反對……」

「但在外國，這種事其實平常不過。在澳洲受訓時，曾遇過一位事業有成的工程師，自己開公司，接到的工程都交給下屬跟進，也就開始想想自己還有甚麼可做，覺得也許可以做醫生，40多歲，才跑去實習，卻又心安理得。換了在香港，相信人人也會笑他傻。沒辦法，這裡畢竟功利……」

一念之轉，一個堅持，就此造就兩個不同結局。兩個同樣踏上醫科路的主角，誰會成功？誰會失敗？暫難定論。但他日回望，誰會慶幸？誰會無悔？在一早順從自己心意走人生路的潘教授口中，或許能窺探出答案：

那個被逼遵從父母之命的醫科生？「不知道他現在如何了。我也替他難過……希望他自己能慢慢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