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愛的祝福 --- 江永明醫生

撰文:  陳秀清

 

悠揚樂曲，稍瞬即逝；人間美味，觸動味覺神經，下一秒卻成回憶；如同美好生命，握不穩，總如煙散。

「以前常聽，甚至自己也說過不少，要珍惜眼前人，活在當下，但當自己真正經歷過，就知道是甚麼一回事。那種深刻程度，不是三言兩語便能完全形容……」

09年離開工作十多年的衛生署，機緣巧合下私人執業，江永明醫生曾經雄心萬丈。

「我曾想過開很多間診所，所以當時是用有限公司名義註冊。」

難料2010年，毫無心理準備下，妻子確診末期肺癌。後來為了更多時間照顧她，他改為僅在上午應診，盡所能陪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那年那月的鴻圖大計？不知從何時起，早已煙消雲散……

至愛離去，傷痛猶在，他仍努力學習燃亮這份愛。「這刻，我也有個家人患了末期癌症，她丈夫也在經歷我兩年前經歷的事情。這些日子我也經常進出醫院，一星期三、四晚，跟她家人一起陪伴她。」

妻子患病時曾傳過的一個短訊，他保留至今：「我知道自己將不久人世，很希望你能開開心心繼續生活……」

今天，他把回應化作行動，愛人也愛己，就是為了告訴在天國的她，自己已履行這份遙遠的祝福。

 

走進回憶軌道，江醫生表現平靜，但談笑間，觸及傷痛處，仍難免眼泛淚光。

2010年某天，只有輕微咳嗽的妻子隨意說了句：「覺得肋骨有點痛。」江醫生敏感的神經就此被觸動。

「我突然想起還在英國內科受訓時，曾有個病人說感到肋骨痛，照X光後確診患癌，癌細胞已擴散至骨。」

平常假如有病人步入診室，說肋骨有點痛，他說自己應不會如臨大敵，即時安排對方照X光。

「但那刻我腦裡卻突然想起那個病人，也就建議太太去照X光。」

「開始時只想排除是癌症，但照出來卻真的是癌，而且是末期肺癌。很意外，因為我們從不吸煙。」

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治療期間，她從沒住院，只平均一、兩星期到醫院見醫生。

「她其中一個希望是有Quality of life(生活質素)和不會咳嗽。」

末期肺癌患者，一般會嚴重咳嗽及氣喘，大部分也要臥床，無法行動自如。

「但她一直也能坐能走，當然有時也有些辛苦，因為癌細胞已擴散至骨，不過痛楚可用藥物控制到能接受水平。」

「到最後那個星期，她真的有少許呼吸不暢順，便留院幾天吸氧氣，情況穩定後，我便租了部氧氣機，帶她回家休息。她知道自己快要離開，但都很想回家，便出院了。留在家裡兩天，那晚她就在家裡過世。」

當妻子病情進展至某個階段，江醫生覺得需要再投入更多時間陪伴她，他曾想找買家接收診所，甚至有將之結束的打算，但最後還是實行了與另一位醫生各自應診半天的安排。

「九個月後，那位醫生另有去向，加上租約快到期，我便問自己是不是該停下來？太太卻覺得，那麼難得才開了診所，結束太可惜。她說我有一半時間陪她便可以了，這樣她也有自己的空間，我也就繼續與另一位醫生分開上下午應診。」

私人執業非原意

但原來私人執業，由始至終也非江醫生的個人打算。

96年於英國諾定咸考畢專科試回港，他一心投身家庭醫學，得悉衛生署有幾間診所以家庭醫學模式運作，覺得適合自己，便嘗試申請，最終順利獲聘。但工作地點卻非實行家庭醫學模式的公務員診所。

「剛開始時就在灣仔修頓中心貝夫人診所診症，一天要看85個症，等於我在英國一星期看的症，病人多得很嚇人！」

及至九七回歸，特首董建華上任，提出以「老有所醫」為目標的老人政策，在英國曾受家庭醫學訓練的江醫生便順理成章獲安排為衛生署轄下18間長者健康中心推行家庭醫學運作模式，及成立長者健康外展隊。

「我還記得(在貝夫人診所)看症期間，梁栢賢醫生打電話給我，說：『阿江，上來學做Public health(公共衛生)吧！』我心想，甚麼來的？當時的心態是：好吧！有機會就去認識一下！」結果就此投身公共衛生領域，一做就是十多年。

參與長者健康服務工作約一年多，「可能部門也覺得我認識有限吧，1999至2000年間，便派了我去新加坡讀一年全日制公共衛生課程。」回來後開展「控煙辦公室」的新工作。「所以在衛生署工作其實不會悶，我覺得部門真的給我很多

機會。」

 

 

任職控煙辦期間，他慶幸自己有機會參與世衛兩條法例 ─ 控煙及港口衛生條例的修訂，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分，為香港在世衛會議上發言。「我相信香港不是很多人有機會可在世衛代表國家發言，那真是一次很特別的經歷。」

 

 

沙士臨危受命

沙士期間，全民皆兵，控煙工作步伐暫緩，他被調往執行沙士特別職務。「沒有固定工作，哪裡需要人便去哪裡做。但做得較多的是口岸工作，例如在口岸實行出入境旅客探熱檢查。」不過最難忘的還是赴台接回在當地受隔離、懷疑感染沙士的香港旅行團。

「當時團裡一名小女孩懷疑感染沙士送院，團友亦因此不能離境，被安排在當地酒店隔離。他們覺得酒店待遇欠佳，又不能外出，感到很害怕。」

香港政府為此首次派出專機赴台接載團友，江醫生臨危受命。「那天下午(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醫生召見我，說要派我去台灣，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沒帶護照便離境。」當時一同乘坐專機的還有現任食環署首席醫生何理明醫生及一位護士長，一行三人，在沙士陰霾籠罩下，穿上全套防護裝備，就此成行。

「事實上，航空公司很合作，肯安排專機，機長也要一讚，我們告訴他這樣做，萬一團友真的感染沙士，他和機組人員也有風險，但他堅持要去接團友回來。」

抵步後，一行三人為小女孩檢查，看過病歷，估計她應沒感染沙士，全團人最終獲安排回港。「回港後立即安排小女孩到瑪嘉烈醫院隔離，其他團友亦在隔離中心隔離，第二天便確認女孩沒患沙士，團友亦毋須再隔離，可即時回家。」

這段與戰友並肩作戰的歲月，江醫生至今難忘。「我還記得那天是4月29日。我們幾位同事，每年到這一天，也會互相寫個E-mail給大家，說句：『又一年了……』」

回想沙士不見天日的12個星期，他說雖然忙碌，但卻苦中有樂。「那段期間，差不多大部分時間半夜才下班，雖然很緊張很忙，但大家也很齊心，其實是一段頗開心的日子。」

心繫診症工作

從未萌去意，但2005年，十多年前曾患鼻咽癌的父親卻癌症復發，一年多以來常往醫院探望，看著醫護人員如何在醫院細心照料，他笑言自己竟「開始技癢」，覺得如能為病人看病也很不錯。

「雖然公共衛生我也喜歡做，但這個崗位就很少為病人看病，最重要是我跟太太商量過，她也很支持我。」

沒打算離開衛生署，他一開始便向部門主管探問轉做診所工作的可能，才知道原來並不容易。

「因為我的職位已是首席醫生，如要回診所工作，首先我要降職，我當時也願意。但原來要降職也是很複雜的一回事。」

在公務員架構中，降職甚少實行，除非是紀律處分。但即使是紀律處分，當時亦甚為罕見。

「我知道行政上的困難，不想令部門難做；  而且我空降另一個部門，部門同事可能會揣測我的目的。太複雜了，我覺得，算了吧，不如離開衛生署吧！」

無心插柳走進私營

往外闖，他樂意做回打工族，但機緣巧合下，住在天后的他，卻在附近看到一個空置舖位。

「那時正值08年金融海嘯，舖位租金開始下滑。這個舖位本來是間地產公司，租約未完已結業。」

剛進入私營醫療市場的他，雄心壯志，內心早計劃將來會開設更多診所。

「當時想，我也曾參與規劃過18間長者健康中心，那照理也應該可以一試。」

妻子遽然而逝，卻如在黑夜裡點燃火炬，令他驀地看清所有。

「鴻圖大計？我已經放低……現在真的體會到，每天能起床，能張開眼睛，已值得感恩。」

未忘如煙身前事

妻子離世那晚，每個畫面，至今仍在他腦海躍動。

「我記得那晚是星期五，早上她媽媽、我媽媽和親戚都來探她，到下午她覺得很累。我記得她跟我說，她就快死了，當時我聽到也不是太開心，但覺得她只是說說吧！到那晚她真的很累，我還幫她抹身，帶她去洗手間，清潔好了，扶她上床休息。她在床上呼吸愈來愈弱，然後慢慢便離開了。」

如煙身前事，應該忘記，卻又未想忘記。

「很多人也安慰我，說時間會沖淡一切。這又給我一個很大的矛盾。你想不要那份傷感，你可能真的要忘記，但其實我又不想忘記。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需要放下的東西，這個平衡的確不容易拿捏。」

 

 

以過來人的經歷，支持正面對親人患癌的同路人，但江醫生不諱言自己對太太的離世，目前仍未能完全放下。「每次想起太太，心裡面都是不舒服的。走過，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留給最愛的禮物

就在妻子患病期間，他嘗試認識正向心理學；妻子離世後，時間多了，他便報讀港大一個行為健康的碩士課程，其中一個單元正是正向心理學，所教的是他從沒認真面對過的一門課 ─ 如何愛自己？

「我想我的個性是個Perfectionist(完美主義者)，對自己和家人也要求甚高，也就變成了不懂得愛自己，只一直想著如何鞭策自己。」

「很多人都跟我說，做你朋友是很開心的，反而做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便不是那麼開心了。」

生於小康之家，父親在元朗經營藥材店，他卻從不懂花錢。「父母自小教導要節儉。在英國已很少出外吃飯，很少花錢買東西。事實上，你叫我去購物，我反而有點緊張。」

一件衣服，他可以穿十多年。「不把它穿到連救世軍都不要，我是不會丟的。」

就連坐的士，在他生活中亦非尋常事。「我以前很少坐，覺得有甚麼便坐地鐵吧，又方便。」

經歷一場正向心理學洗禮，無形重負，他終學懂放下。

「我記得梁錦松說的那句：『賺的錢不是你的，用的錢才是你的。』我不是說現在就要去花很多錢，但應花則花，有時，也要適量地對自己好些。」

回想退役無期的舊衣服，他頓悟：「我覺得(穿衣服)可能也不需要去到那種程度……」
看著玻璃門外，馬路上匆匆而過的的士，他安然自在：「如果坐的士可以省回一些時間，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

這遲來的覺醒，如冬日晨光，想必是遠方的她，留給最愛的祝福。